何以为家：青年返乡与家的重构

未来，家乡将会是什么模样？

在当代中国青年群体中，家正在被重新定义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城市的高压节奏，走向乡野、城郊或其他低密度空间，与朋友或志同道合的群体共同生活。他们远程办公、共食、共居，协作处理日常事务，同时尝试在非婚育、非血缘的框架下重建生活结构。这种生活方式及其多种形态，正在中国不同地区悄然发生。

返乡青年和家人在麦田里交流种植技术。视觉中国 图

对于家乡的理解也在变化，返乡一词的意义正经历深刻裂变。许多青年不再渴望回归那个携带着原生家庭的出生地，而选择在更加宜居地域的乡村，这片相对开放且弹性的空间里，去寻找或建设一种能承载情感、工作与社会联系的新型生活单元。在那里，她们可以拆解并重塑传统家庭的功能，尝试编织出不以婚姻和血缘为核心的亲密关系网络。这种返乡实践是在逃离城市和无法选择的关系的喧扰之下，与传统家庭模式及现代城市制度的一次自发性断裂。

此时，返乡指向了更为宽广的社会与文化归属的寻求。对很多正在逃离的城市人来说，这条返乡之路路通向的是一个陌生的乡村、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，它仍然是对晚期现代性社会结构的质问：家庭和亲密关系如何被重新想象和建构？

第一节：返乡不回乡——家庭从命运到项目

在过去，返乡意味着回到自己的故土，回归到血缘和地域的既定归属，它是身份和情感的自然延续。而当代的返乡则超越了这一传统含义，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行动，即便我们抵达的是陌生的乡村，却依旧能被称作“返乡”。返——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下对乡村空间的再认同和再定义。通过主动参与和共建，将这片陌生土地转化为新的生活和社会场域，实现了返的社会连接。在这一语境下，返乡是对传统归属观念的突破，是返向一个可能尚未存在的、正在生成的共同体。

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克（Ulrich Beck）与伊丽莎白·贝克-格恩斯海姆（Elisabeth Beck-Gernsheim）曾提出，晚期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正经历从命运到项目的转变。家庭不再只是被动继承的制度性安排，同时也成为需要个体主动建构的关系项目。结婚、生子不再是生活的默认轨迹，个体可以通过选择性亲密关系来承担原本属于家庭的情感支持、照料和经济互助功能[1]。

这种变化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条件密切相关。乌尔里希·贝克（Ulrich Beck）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，现代化解除了传统约束，却使个体完全暴露在不确定性中，必须自我承担风险[2]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（Anthony Giddens）在纯粹关系理论中进一步说明，在社会关系之外，亲密关系是通过持续的沟通和平等协商来维系[3]。个体必须在关系中不断自我反思，重新协商承诺。

而美国社会学家朱迪思·斯泰西（Judith Stacey）则提出了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的概念：在放弃传统家庭模型的同时，人们通过新型社会网络来重建家庭功能[4]。在这种逻辑下，返乡共居不仅是离开原生家庭，更是通过协作生活、风险共担和情感互助，重新创造一个拟制性家庭。这种新型家庭往往带有几个特征：成员流动性高：不像传统家庭那样以血缘固定，成员可以根据协商而加入或退出；情感与责任协商化：亲密和照料通过日常沟通来维系，而不是制度性义务；功能模块化：经济、照料、陪伴等功能由不同人分担，形成多中心、互补型的关系网络。

情感社会学研究者阿莉·霍克希尔德（Arlie Hochschild）和卡罗尔·斯马特（Carol Smart）也指出，当传统家庭解体时，情感劳动需要在友谊和协作型共同体中重新组织[5]。青年返乡者们正是在进行这种尝试：在低密度、制度松散的乡村空间里，构建可持续的情感和生活基础设施，部分替代传统家庭的功能。社会学意义上，返乡最终落脚到家庭观念的重新锚定。在青年人在不断审视出生地厌恶和原生家庭困境时，它指向了一个可协商、能承载情感、允许流动的松弛选择。这是晚期现代性中家庭变革的显著表征，也是青年人在面对制度化婚姻与家庭失效时的社会创新。

第二节：家庭关系的解体与重组

传统意义上的家庭，通常由血缘、婚姻、法律所维系，承载生育、抚养、情感支持与经济共担等多重功能。然而在过去数十年中，这一结构在逐渐崩解：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，核心家庭模式失去普遍性，亲密关系逐渐去制度化。家庭的功能开始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流动，被不同形式的关系网络重新承接。

这一转变，首先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。随着教育普及、女性经济独立、职业流动性加大，个体在生活选择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婚姻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与情感保障手段，家庭功能逐渐被外部制度或社会网络分担，例如公共托育、职业化照护等。这一切都在削弱家庭作为成员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。不过由于此类服务的质量参差、人员短缺，致使社会对这些制度的信任度有限。综合来看，这种现象是家庭功能变化产生的一种复杂的张力状态，家庭依然是许多基本支持的最终保障，只是在压力下逐步寻求新的分担与协作模式。

其次，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推动家庭关系走向协商化。就业的灵活性、居住的流动性以及制度对非传统亲密关系的排斥，使得长期绑定型的婚姻家庭难以维持。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指出，现代亲密关系从制度化转向反思化，个体必须不断通过对话和协商来维系亲密性，这一过程本身成为关系的核心[6]。因此，传统家庭的解体是制度性与文化性双重力量作用的结果：在制度层面，福利体系、市场机制和新型社会支持网络替代了部分家庭功能；在文化层面，个体化带来的自主性增强，使亲密关系逐渐去命运化、去永久化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家庭功能被拆解并重组为更为灵活的社会单元。美国社会学家 Judith Stacey 的研究显示，在美国西部的共居实验社区中，成员虽然拒绝传统的婚姻与血缘，但通过共享财务、互相照顾、共担风险来实现家庭核心功能。她将这一现象称为再家庭化，即在放弃传统家庭模型的同时，通过新的协作关系主动建构替代性的拟制家庭[7]。

中国青年返乡共居的现象延续了类似逻辑。无论是女性组织的女性共生屋，还是主打乡建的共创型社区，青年通过生活协作形成具有家庭功能的关系网络，成员之间不依赖亲属身份而形成互信；在日常中建立分工机制，承担彼此的情感支持与生活照料；关系结构具有高度流动性，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成员替换和角色调整。

此类新型社会单元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回应。它以项目化的方式实现家庭功能，让家从制度化命运转向可选择、可协商、可重构的社会实践。

第三节：全球视野下的返乡实践

家庭结构的重构已成为普遍的现代经验。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劳动迁移以及社交网络技术的普及，让人们重新思考家庭作为情感与经济核心的地位。当代个体的去家庭化生活状态，既是自由的获得，也是支持系统的崩解。在这种双重张力下，家的意义正在持续地被提问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，返乡获得了新的含义。它作为对生活秩序的再组织形式，对家进行重新的尝试。青年返乡的动因已超出了经济考量，它关乎如何重新编织关系、重构生活节奏，并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可持续的共生方式。

2025年4月10日，浙江温州，在筱村镇文兴桥边，95后翁泽毅将祖宅改造成“圩偶”咖啡馆，带动10余户农户加入多元化运营，将茶叶、蜂蜜等本土农产品融入咖啡产品线。视觉中国 图

在浙江安吉的余村，这种实践已经显现。随着数字游民公社和青来集等项目落地，村庄吸引了上千名远程办公者、创作者与独立设计师。他们共同工作、共享厨房与工作坊，重新定义居住与劳动的界限。村庄的公共性在新的共居模式中被重写，地方治理者的角色也从提供资源转为协作伙伴。家的意义在这里被重新制造——它是一场由陌生人共同完成的集体创作。

在日本秋田县的Share Village，类似的社会实验更早出现。青年与中年居民通过改造古民家、共建农园与共享食堂，探索一种生活共用化的模式。传统家庭被解构为一系列协作关系，居住者通过共同劳动、仪式和节庆维系社区生活。这样的村落既是生活共同体，也是社会疗愈机制，用协作取代孤立，用参与弥补制度性照料的缺位。

而在法国巴黎，Les Grands Voisins的城市共居项目将这一理念推向极端。一个废弃医院被改造成混合社区，艺术家、社会企业、难民和志愿者共同生活、劳动与创造公共空间。它所实验的，是一种超越血缘与阶层的社会之家。在这里，家的维系来自空间与情感的共享，而非身份与家庭的继承。

如果说这些国际案例展示了协作生活的多种形式，那么在中国的碧山村，黏菌俱乐部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具在地性的样本。它没有得到地方政府支持，也区别于数字游民的高流动社群，更像是依托自组织力量与个人热情的在地共居实验。黏菌俱乐部只有十四个房间，常住十人左右，多为平面设计师、字体设计师及景观与室内领域的创作者。他们以小型工作室为支点维持生计，同时开发地方产品、参与乡村建设，生活和生产几乎融为一体。这种高在地性兼之中稳定性的共居社群可以延续地方创生的理念，以低资本、强参与的方式探索乡村自下而上的复兴路径。她们认为，真正的乡村共居是在土地和当地人之间发生的，黏合在地关系，探索新的社会形态。

这些例子表明，当代的家正被重新定义，它完全可以离开生物学或传统伦理赋予的必然归属，轻巧地跃升为可被制造、被协商的社会装置。返乡与共居的实践说明：家正在从私域转向协作，从静态归属转向动态生成，它是一种动词，而不再只是名词。动态的家庭需要被不断生产、维护与更新。这样的新家，或许才是现代生活碎片中最具创造力的拼合成果。

第四节：未完成的家

然而，所有关于新家的叙述最终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：这种以共居与协作为核心的家，是否真的能长久维系？或是否仅仅是一种短暂的反动，一场针对现代孤独症结的缓冲？在碧山、在余村、在巴黎的旧医院里，我们看到家的重生，也看到它的脆弱。

湖北宜昌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村，回乡青年李小康（右）和父亲，联合5户农民进行盆景直播拍卖。视觉中国 图

共居的理想建立在个体自愿与情感共识之上，却没有制度保障。当热情退去、生活矛盾浮现，维系共同体的成本会迅速上升。共享劳动可能演化为不平等的付出，协作空间可能陷入责任稀释的困境。家的生成因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边缘——既依赖关系，又受限于关系的疲劳。更深层的困境在于：返乡实践常被理想化为对现代性的疗愈，但现实乡村并非空白容器。地方政治、土地制度、资本进入、旅游经济的压力，都在不断重塑这些新型社区的生存边界。所谓在地复兴往往难以避免被市场逻辑重新编码，共居空间可能被包装为生活方式产品，成为消费的对象。

这意味着，家的重建也是动态的，这是一场持续的协商。返乡者与地方社会之间，共居者与制度之间，都在不断谈判：谁能定义家？谁能留在其中？谁承担其运作的隐性劳动？这些问题让新家的乌托邦色彩逐渐退去，露出现实的缝隙。但正是在这些缝隙中，动态为其获得了新的厚度。它包含失败，也包含修复。碧山的黏菌俱乐部、秋田的Share Village、巴黎的Les Grands Voisins，都在这种未完成状态中生长。家的未来，或许正在于维持这种开放的生成性：在不完美的共处中，继续寻找生活的形式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返乡与共居不是唯一解法，而是直面现实的提问。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：当家庭血缘与财产的附属功能正在淡去，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建立归属？或许，家的未来并不在建筑与土地上，而在那些持续相遇、协作与分离的关系网络里，和我们的现代共同震颤着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Beck, U., & Beck-Gernsheim, E. (2002). Inpidualization: Institutionalized inp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. London: SAGE.

[2] Beck, U. (1992). Risk society: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(M. Ritter, Trans.). London: SAGE.

[3] Giddens, A. (1992).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: Sexuality,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. 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
[4] Stacey, J. (1990). Brave new families: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-twentieth-century America. New York: Basic Books.

[5] Hochschild, A. R. (2012). The outsourced self: Intimate life in market times. New York: Metropolitan Books.

Smart, C. (2007). Personal life: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inking. Cambridge: Polity.

[6] Giddens, A. (1990).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. 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
[7] Stacey, J. (1996).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: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. Boston: Beacon Press.